瑞典当地时间10月11日中午(北京时间晚7时)，瑞典文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是自190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以来的第105位荣获这一荣誉的作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公民。
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意味着什么？纽约时报报道，这次获奖打破了欧洲作家垄断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面。笔者认为，作为一位“乡土”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打破了许多中国人的诺贝尔奖焦虑症，写下了中国全球化和现代化历程中极具象征意义的重要一笔。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乡土的荣光。
读过莫言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他的小说带着浓厚的中国乡土气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他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恣肆汪洋。他于1988年完成的《天堂蒜薹之歌》曾经在《农民日报》副刊连载刊出，受到读者的关注。毋庸置疑，无论他的作品如何千变万化，几乎都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精神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莫言自己也曾说过：“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的也是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时，这些民间文化元素不可避免地进入我的小说，也影响了甚至决定了我的艺术风格。”他说自己有一个野心，是把他的家乡高密市东北乡当作中国的缩影，他一直希望通过对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莫言从中国社会最广袤的民间——农村，深沉刻画了中国人那种澎湃的生命状态。由于他童年独特的乡村生活经历，让他在文学里充分展现出了中国民间生活“魅”的状态，这使得莫言文学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当年的《天堂蒜薹之歌》以“蒜薹事件”为经，以高羊、高马、金菊、方四叔、方四婶的生活经历为纬，多角度多侧面地描写了农民当时的生存状态，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故事。并剖析了农村文化的落后、思想的贫乏、生存的窘迫，以及导致“方四叔车轮下惨死”、“金菊上吊自杀”种种悲剧发生的原因。他前些年完成的新作《生死疲劳》，则叙述了1950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50年的历史，围绕土地这个沉重的话题，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并透过生死轮回的艺术图像，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
正如中国作家协会对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贺辞所指出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莫言一直身处中国文学探索和创造的前沿，作品深深扎根于乡土，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灵感，从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命运和奋斗中汲取思想力量，以奔放独特的民族风格，有力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思想深度和艺术境界。”
中国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中国文坛“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也历史地折射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路标。实际上，“全球化”早已不只是经济发展领域中的概念，包括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始终在进行，只是以往输入多、输出少，莫言的此次获奖有望成为打破这一状况的重要分水岭。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只有在实力趋同的状态下才会趋于公正平衡。
回味莫言此次获奖带来的欣喜，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乡村寄托着无数中国人血浓于水的家乡情结，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当中，我们迫切需要更好地注重保护和发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怎样保护历史传统、文化传统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作为现代汉语的使用者，我们感谢鲁迅、老舍、沈从文，感谢金庸、琼瑶，感谢像莫言一样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的贾平凹、余华、王安忆、刘震云、陈忠实等汉语表达的“探路人”。我们期望，如莫言在获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也应该被世界接受和认可。”更重要的是，“忘掉所有的奖项，是所有作家最高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