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周铮赵洁
嘉宾：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林而达
嘉宾：中国农科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梅旭荣
去冬今春我国西南5省持续高温少雨，旱情不断加剧，其中云南、广西部分地区旱情达到特大干旱等级，贵州出现80年一遇的严重干旱，部分地区旱情甚至百年一遇。而今春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区又出现低温霜冻天气，严重影响春播春管。气候变化使人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
未来的气候变化仍然存在许多未知领域，对农业生产影响还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迫切需要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去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
主持人：人们普遍认为，气候变化是当前西南5省罕见旱灾的“罪魁祸首”。气候变化究竟对农业生产产生哪些影响？农业生产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农业布局和结构是否需要调整？针对这些的问题，我们请来长期从事此方面研究的林而达研究员和梅旭荣研究员为读者解析答疑。
林而达：在人类面临的由气候变化带来的诸多挑战中，很大程度上依赖“靠天吃饭”的农业，无疑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全球气候的任何异常变化，无一不与农业息息相关。许多事实表明，中国因为国土大、生态类型多，农业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实验表明，最低温度升高1℃，水稻的单产要下降10%；中国华北的试验也表明：在夜间冠层增温2.5℃,，冬小麦生育期提前、生长期缩短，产量下降26.6%。所以说气候变暖对农业的不利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另外，对过去3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大部分地区，包括华北、西北、西南等地，都是升温的年份粮食产量下降。东北虽然不是这样，但是，新的研究结果表明，东北春旱对粮食产量的不利影响，在2030年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可能会加大40%左右。总的来看，在未来30~50年，气候变暖将导致我国农业生产面临3个突出问题：粮食产量波动增大、农业布局和结构将发生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将增加。
梅旭荣：近5年来，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损失达1000亿斤左右，为粮食总产的10%，其中，旱灾造成的损失约占全部灾害损失的60%左右。本所的研究表明，如果不采取气候变化适应对策，到2030年全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可能下降5%~10%；到21世纪后半叶，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作物的产量整体上可能下降13-24%。
我国处于典型的季风气候区，气候本来就多变，而且变率比较高，我国农业总是旱涝不断，这是一个常态。但是在人为因素的作用下，这些灾害性天气的发生频率正在加快、强度正在加强。其原因在于，一个是季风气候本身就具有这种特性，另一个是气候变化致使这种变化的幅度加大、强度增强，导致了灾害性天气的频发。我统计了一下，最近30年，我国粮食作物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绝对损失量和相对损失量都是增加的，而气候变化还使粮食作物产量的波动幅度从100亿斤达到500亿斤。因此，在农业生产中，要把季风气候本身的规律和“人为因素影响使灾害天气变化加大”这种规律的认识统一到对生产的决策中去。也就是要把减轻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作为农业生产安排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考虑。
主持人：近年来，严重干旱、异常降温降雪、大范围沙尘天气、强冰雹等极端气候事件频频发生，气候变化与这些极端气候事件有关系吗？气候变化是否加强了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呢？
林而达：从去年辽宁的干旱到今年云南的干旱，包括去年东北的低温冻害等，极端气候事件时有发生。中国气象局提供的数据证明，最近这些年，我国干旱的趋势加重，暴雨的日数增加强度也加重了。特别是云南，最近几十年来这一地区小雨的日数逐渐减少，大雨的日数增加，也就是说旱涝的风险增加了。再有就是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也有加大的趋势。
严格地说，科学界对气候变化引发气候极端事件增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只能说在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气候事件增加了，而不能说极端气候事件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实际上，国际上已有方法来证明这一点：欧洲人做过一个模拟实验，用人为因素来驱动气候模型，可以模拟出2003年欧洲的高温干旱，因此他们认为，这场高温干旱确实是气候变化引起的。我国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但我的看法是，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已经发生的这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不是人为气候变化引起的，科技界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梅旭荣：林老师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现在很多时候讲的气候变化，都把人为引起的和自然引起的气候变化混为一谈。我们这里所讲的气候变化，是指由人为因素或人的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绝对的，应当把人为的因素和自然的因素分开。我们要研究的是人为因素到底使气候的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提法应该更准确些。
主持人：我们注意到刚才二位专家所阐述的“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极端天气不是人为气候变化引起的，科技界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工作”的观点，提醒人们应关注此方面的研究，让科学数据证实结论，当前研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问题？
林而达：第一，对气候变化要引起重视，不要轻易说极端气候事件不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第二，除要加强科技方面研究外，各级政府、农民朋友都应当采取相应应对措施。比如说，云南本来就是石漠化地区，又有季节性干旱，早就应该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在山区建水窖等办法把雨季的水存留下来。江西、广东北部、海南这些季节性干旱地区都是如此。
农业科技发展要把应对气候变化当作重要的研究目标之一。过去可能这方面考虑得很少，现在比如水利部门修建水库的时候，除了要考虑历史的气候条件外，还要考虑未来的气候变化风险，从而决定水库建在哪里，容量多大等等。
梅旭荣：由此可以衍生出两个问题，一个是不同地区、不同作物品种的风险是不同的，要加快形成灾害风险区划；再一个就是目前我们通过国际合作在做气象灾害保险的试点，非常成功，我认为在加大农业政策性保险力度的同时，也要加快推进农业灾害保险的商业化进程。
主持人：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气候变化了，农业布局和结构都将发生变化，目前农业部门亟须做哪些工作，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投入？
梅旭荣：应该加强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影响的研究，加强对农业生产能力建设的投入。近年来，农业生产适应气候变化，在作物和品种布局上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使自然灾害“受体”改变，加剧了灾害风险。。旱涝灾害、冻害等发生后造成的损失加大，原因就是很多作物品种的高产性状上去了，抗逆性状下来了。举个例子，东北玉米从中早熟发展到中晚熟，到晚熟，那么其受秋季低温影响的风险肯定加大了。另外，上世纪90年代后，华南地区发生了5次冻害，虽然冻害强度不及以前，可为什么成灾了呢？原因就是受体变了，品种抗冻性下降。所以在选择品种时，不能单一追求高产，还要充分考虑品种的抗逆等性状，否则可能得不偿失。
林而达：农业生产中大家都很重视育种、肥料、植保、环境等各环节，会有目的地根据需要发展相应技术，但是以前育种时可能不会考虑未来良种应用地区的气候如何变化，现在需要考虑了。另外还要考虑一些新技术在变化的气候条件下，是否还能发挥与以前同等的功效，应该做哪些相应的技术调整等。
主持人：气候变化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多变数，有专家呼吁国家应出台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规范相关行动，减少气候变化人为因素的影响，二位专家对此有哪些建议？
林而达：很多有识之士都在建议国家适时出台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法律，来规范相关行动，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对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效率进行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要选择一些效益比较好的，优先采用对生活水平的提高、消除贫困有帮助的措施，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更好地协调。
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的不利影响，最好的办法是因地制宜采取适应措施，包括根据对未来气候的预测调整农业结构，即要在适宜的时间、地点种植最适宜的作物；加强管理、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要根据未来的气候变化预测改善灌溉和排水设施；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抵御能力；增强农业抗灾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为此，发展新的适应现在和未来气候变化的应用技术十分迫切。
梅旭荣：从防范气候变化的风险角度来看，农业生产应当加强能力建设，如加强粮食主产县数据的监测及处理能力，增加监测站点，推行全国统一的监测标准，推进监测“三网”合一；加强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农业灾害的监测评估；加强培训和服务，让农民了解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过去我们的农业科学研究主要是提高作物单产、改善品质，现在还要加一个，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在以后的农业科学研究中都要加入气候变化的因素，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
